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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版面影像】 弁言 桐城吳汝綸輯錄的李文忠公全集，是『光緒乙巳（三十一年、一九○五）四月金陵付梓，戊申（三十四年、一九○八）五月印行』。內計「卷首」一冊、「奏稿」八十卷五十冊、「朋僚函稿」二十卷十冊、「譯署函稿」二十卷十冊、「蠶池教堂函稿」一卷一冊、「海軍函稿」四卷二冊、「電稿」四十卷二十六冊，總共一百冊，說得上「篇幅浩繁」。 要拿這樣「篇幅浩繁」的全集，選輯其中有關臺灣的部份列為臺灣文獻叢刊之一，大有「沙裏淘金」之感。講到「沙裏淘金」，這最要緊的，既不能將金作沙漏去，也不宜將沙作金收入。好在金是金、沙是沙，兩者截然分明，不難辨別。我們選輯本書所遭遇到的困難，首先還是辨別「金」、「沙」的標准問題。舉例來說，有關乙未割讓臺灣的文件，這毫無疑義地不能放過；但乙未事變並非突如其來的，它的直接原因是甲午中日戰爭；因此，關於中日戰爭的文獻應否收入？收入至如何程度？這就值得考慮。如果答案是應當收入的話，則甲午中日戰爭也不是突如其來的，它的直接原因是前此的朝鮮政局；這樣一來，取捨就更難了，篇幅也就更多了。對於這一標准問題，我們經過仔細的考慮，定下了一個「不甚理想」的辦法；那就是：凡有臺灣（或澎湖、基隆）字樣的， 【第 2 頁：版面影像】 一律收入；否則，概行放棄。我們說它「不甚理想」，因為一方面有些可供參考的文件、由於其中未曾提及臺灣而被放棄了；另方面有些「長篇累牘」實與臺灣無關、祗因其中偶見臺灣兩字（例如光緒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論維持招商局」）而被收入。不過，這一辦法，雖然「不甚理想」，但在我們目前這微薄的計字給酬制度之下，平心而論，也許還是最理想的了。 卻有三個例外： （１）關於甲午中日兩國的海陸戰事，我們畢竟收入了幾篇比較重要的「奏稿」。 （２）凡是提到巡撫臺灣以後的劉銘傳的，我們全部收入。 （３）若干有關美國人李善德（Ｃ·Ｗ·ＬｅＧｅｎｄｒｅ）在朝鮮及日本活動的文獻，也都收入。這因他對臺灣的關係實在太深了。 至於編排的方式，如上所述，原書是就「奏稿」、「函稿」、「電稿」之類分編的；最大的缺點，同一性質、同一日期的文件，往往由於「奏」、「函」、「電」的形式不同而被前後分裂，失去彼此聯繫。本書則不問「形式」如何，概按「時日」統一編次；其「時日」相同的，始依「奏」、「函」、「電」循序排列。這一編排的方式，可以看出事態的發展，應比原書好些。 至於原書的「卷首」，則刪去了諭賜祭文及各地奏建專祠疏等十九篇，其餘改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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