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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頁：版面影像】 弁言（二） 本書原是作為「鄭成功光復臺灣三百週年紀念特輯」之一的，因述其經過，以留紀念。 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年）十二月間，我連續接到陳正祥先生幾個電話，他說：明年四月是鄭成功光復臺灣三百週年，我們得及早籌備一個像樣的紀念特輯。因此，我於五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特約陳正祥、夏德儀、戴炎輝、賴永祥、曹永和諸先生集會商討；當日，正巧中村孝志教授來看我，所以也就請他出席參加。 會談開始以後，我以召集人的地位，首先表示意見。我坦誠報告，這件事的主動者是陳正祥先生；就我們（指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來說，是所謂「有可無不可的」。我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為什麼「可以不做」？因為我們畢竟是臺灣銀行的研究機構，我們研究的主要對象是臺灣經濟；即如我們印行臺灣文獻叢刊，目的也在幫助臺灣經濟的研究，而非純為臺灣歷史的研究；所以，我們不做「紀念」工作，不算失職。又為什麼「可以做」呢？這因鄭成功對臺灣的關係太大了，尤其在舉國推崇鄭成功的今天，我們即使「做了」，想也不會有人批評我們「多事」的。惟其如此，我的主張：我們不做則已，做則一定要有意義，要有價值，千萬不能走上「趕熱鬧」或「交賬」的「魔道」 【第 6 頁：版面影像】 。其次，講到紀念的日期，按照規定，是鄭成功登陸臺灣本島的那一天（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一說三十日）。但時間太逼，恐籌備不及；「紀念論文」的發表日期，可否延到荷蘭人投降的那一天（永曆十六年、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 大家同意，於是進而討論如何紀念。首先提出的，是在第十三卷第一期（民國五十一年三月出版）的「臺灣銀行季刊」上，出一「紀念特輯」。特輯的內容，除了鄭成功年譜的編撰與鄭氏文獻的分類編目外，我們希望能有十篇研究鄭成功（包括鄭氏祖孫三代）的專門著作，有系統地分為政治、經濟、軍事、貿易等等。我還自告奮勇，願以尚未發表的拙著「鄭氏時代之臺灣經濟」（為拙著「臺灣經濟史」之一章）改寫充數。但是，這一計劃，終於因為我們的交遊太窄，力不從心，無法進行；於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主張改著作為翻譯，即就外國學者有關鄭氏的著作，翻譯十篇拿來紀念。陳正祥先生認為這「太洩氣」，我卻認為這「很別致」。後來夏德儀先生提議，除了「季刊」出「翻譯特輯」（包括「年譜」與「文獻目錄」）外，還可就中央研究院印行的明清史料選輯有關鄭氏部份，加以整理，定名為「鄭氏史料」，編入「臺灣文獻叢刊」，作為紀念之一（按：我們曾就「明清史料戊編」，選出有關鄭芝龍的四個文件，作為「文叢」第三三種「靖海紀略」的附錄）。他說：這是我們一定可以做到的工作；同時，有意義，有價值。果然不出夏先生所料，我們能夠做到的，也祇有這一「鄭氏史料」的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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