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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版面影像】 弁言（一） 徐道鄰先生在「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出版時，寫了一篇序文，內中說過：『就中國過去讀書人的心理談，作兒子的，刊印他父親的著作，差不多是一種近乎神聖的義務，同時也是一生中最大的滿足。我現在也還是有如此的感覺』。徐先生這幾句話，可以說是道破了我數十年來所一直懷抱於衷的心情。因為辜鴻銘先生曾經對我稱贊過先父的文學造詣，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同時，惋惜先父的作品，恐將成為廣陵散，從此絕響（注）。所以民國十八年先父去世後，我對於先父遺集的出版，念茲在茲，費盡苦心，多方籌劃，一直到了前年才得到成文出版社黃成助先生肯於犧牲血本，予以影印，使我完成這份「神聖的義務」，感到「一生中最大的滿足」。 我為要出版先父的遺集，曾經找過胡適之先生幫忙。有一天，接到胡先生一封信，說他要到上海去，叫我把書稿送給他，他要帶去碰碰看，我就把書稿送給他。可是他從上海回來後，告訴了我，他跟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先生商量過，高先生說，這種舊文學已經缺乏商品價值，出版後沒有地方銷售，而且一經開例，就不好再拒絕同樣的稿子，所以他們不便接受。這使我非常失望，因為由文化界最有權威的胡適之先生去向出版界最有力量的高夢旦先生推薦，已經達不到目的，那還有什麼別的門徑好走呢？我想來想 【第 2 頁：版面影像】 去，求人不如求己，就下了決心，要自己創辦一家出版社，先出有商品價值的書籍，建立好販賣網，賺出相當的資金，然後再來出版這部沒有商品價值的遺集，半送半賣，就可以完成我這份「神聖的義務」了。 那是民國二十二年距離九一八事變不久，國人正熱心於研究日本事情，所以我就在北平開設了一家「人人書店」，販賣日本書籍，以維持店費；同時出版新書，以奠定基礎。我為了布置新書的販賣網起見，親自到上海向開明、民智、北新各書店，抄錄他們全國各地來往的分銷機構，計得三百數十處；回平後，就把出版的東西，每種各寄十冊，請他們代售，約定每三個月結算一次，付款補貨。那個時候出版事業是有相當厚利的，譬如定價一元的書籍，成本不過二角，著者版稅一角五分，再扣去寄費以及爛賬等等至多一角五分，批發七折，可以淨賺二角，也就是可以獲得加倍的利潤。只要所出的書能賣出去，賺錢是絕對有把握的。我經過一年多，把三百多家裏面不守約束的剔去將近一半，留下有信用的二百來家，繼續來往。因此，每種新書三千冊，很容易推銷出去。我開店時罄其所有，計投資八千大洋，經過三年多的辛苦，已經滾成將近五萬元的好賬，分散在全國各分銷處；還有一萬多元的貨底，存在店中。像這樣滾下去，再過三、兩年，出版先父著作的初願，就可以達到了。不意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日本軍閥大舉侵略、佔據華北，我政府也決定全面抗戰，各地交通遂陷於中斷；而我的賬款，因而都成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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